從產業升級的話題今年頻頻被提及，在中國這樣一個處于產業鏈最底端的制造業國家談產業升級肯定是具有積極意義的。不過可以發現，我們所談的產業升級并非是主動的預見性的行為，更多的是作為勞動力成本上升、人民幣升值的注腳。當前，成本危機已成產業升級之殤，并迫使“中國制造”重新洗牌。

成本危機已成產業升級之殤

在中國經濟降溫的背景下，產業升級被迫被提了出來，在很多人眼中，產業升級是解決中國現在勞動力成本上升、人民幣升值、貿易條件惡化的唯一出路，也是百利而無一害之策。那么這就帶來了一個疑問，為什么產業升級現在才提出，為什么不是由企業自動完成、為什么還需要政策扶持，它本應該是一個自動完成并不斷加強的過程。這里就要談到中國制造業多年難以解決的一個問題，就是低水平循環。中國的社會經濟活動存在著這樣一個不良的循環：勞動者收入低→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商品需求不足→產業結構層級低→勞動密集型低端產品出口→競爭力弱→產業利潤低→勞動者收入低。這里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商品需求不足這一項可以被人力資本培訓投入不足、勞動生產力水平低代替，可以同樣形成循環，一個是從需求考慮另一個是從供給考慮。不管從哪個方面來看，這種低水平的經濟發展均衡是切實存在的，在這樣的前提之下產業升級的自動形成是不可能的。

打破這種均衡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破壞性的，即原本已經較弱的競爭力在遇到一個外在的供給沖擊下變得更弱，導致原本很低的產業利潤更低，最后原本可以維持簡單再生產的收入變得不能維持。另一種是建設性的，即或者是國家、企業對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產品需求上升，或者是國家企業直接對產業升級的投入，使得產業升級、技術進步，最后形成高附加值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破壞與建設并非割裂而為，經驗證明發展都是由破壞始、建設終并如此往復，但這一過程肯定不是自動而無成本的。
 
中國現在面對這勞動力成本、人民幣升值、東南亞國家的競爭等多方面的外部沖擊，產業升級由成本上升而被提出，同時制約產業升級的同樣是成本問題。這里的成本有三個方面：一是所謂推動成本，就是推進產業升級而需要花費的研發、資本重置、員工引進與培訓等成本；第二就是沉沒成本，原來可以用于生產的設備、技術、員工在產業升級的條件下，必然會有一部分甚至大部分無法繼續生產，基本上這部分都被記作損失；第三就是社會成本，由于產業升級造成了中國大量簡單勞動力不再能進入原來的勞動場所，這里大部分是由于資本對勞動的替代造成的。那么這部分勞動力要么進行人力資本的培訓再上崗，要么回歸農業。回歸農業也不是沒有成本的，從事農業的勞動力增加而產量卻無法同比例增長帶來勞動生產率的下降。而國家因為安全戰略需要保證農產品競爭價格，這里會涉及大量的補貼，補貼數額隨農業生產率的降低而提高。

第一類成本多是建設性的，企業可以將其作為投資而在將來的經營中分期攤銷，政府也愿意在這一部分加大投入，在某種約定俗成的政治規則下，國家部署的轉型性投資將大部分集中于此，所以雖然這一部分的資金可能所需規模最大，但從結果看卻是最有保證的；第二類成本可以歸類為先行成本，它更多的表現為損失，它的付出不會帶來現實的生產力提高，所以這一類成本是企業不愿意付出、而政府也趨于回避的，目前產業升級雖聲勢浩大，但就是囿于前期成本問題難以前行。第三類成本容易被人們所忽視，產業升級必然帶來勞動生產力提高和資本對勞動力的替代，由于人類生理條件的限制，人的轉型比產業更加困難，部分勞動力向農業的回歸是必然的，農業生產率可能會成為工業升級的犧牲品，其涉及到的補貼規模將更為驚人。分析產業升級的三類成本，我們可以發現，推動成本雖然規模最大卻并非難題；而沉沒成本限制著產業升級的推進，是我們目前遇到的最大阻礙；而社會成本是潛在成本，并沒有得到廣泛的認識，規模和影響目前還不可測，是值得研究的領域。
產業升級迫使“中國制造”重新洗牌

產業升級，當以大飛機戰略為最。航空制造被形容為“現代工業之花”，而“大飛機”更被譽為“工業皇冠上的明珠”。我國大飛機項目公司拉開了一幅宏大的產業前景畫卷。中國在未來研制大飛機的過程中，將首先在電子工業、數控機床、鍛件制造、冶金、復合材料、通用部件、儀器儀表等領域形成巨大的需求，并推動這些原本較為薄弱的行業實現產業提升。
 
目前，“中國制造”因為產品質量與安全問題，在全球市場上經常遭受指責。不論是否認為這是對中國商品的妖魔化，中國商品未來都要面對更為嚴峻的國際市場環境。事實上，中國制造業的“麻煩”不僅來自國際市場，國內市場及政策上的一系列調整，也使得中國制造業面臨新的挑戰。一位在珠三角地區從事紡織服裝生產的港商表示，企業在內地從事制造，近年被迫吃下了“八個饅頭”：民工荒、電荒、最低工資上調、貿易摩擦引起的配額設限、原材料上漲、人民幣升值、國內物價上漲，以及最新的出口退稅政策下調和加工貿易政策調整。

 “八個饅頭”顯示了一種巨大的變化正在發生：中國制造業所面臨的市場和政策環境已全面改變。中國的制造企業要想繼續有立足之地就必須著手產業升級，即提升產品的質量、檔次、技術含量以及自有品牌，進而提高產品價格，提高“中國制造”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這對在中國境內的制造業來說，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路徑。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產業升級將決定中國外貿出口增速。今年一季度，中國外貿順差下降10.8%，在人民幣升值、成本上升、歐美經濟疲軟等不利條件重擊下，中國外貿形勢會不會急劇惡化，在很大程度上要看中國商品的競爭力。環球資源首席運營官裴克為日前表示，即使買家名單縮小也并不意味對中國商品的采購量減少，尤其是高品質的消費類電子產品仍有強勁的競爭力。而根據旗下網站統計，計劃增加在華采購量的國際買家增長了一倍多，其中北美和歐洲各占兩成，對產品要求相應提高，質量成買家關注的焦點。

在一系列對出口不利的因素影響下，中國目前的出口廠家正在經歷大洗牌，中國廠家必須重視品質、工業設計、按時交貨等國際標準。中國高端的消費類電子產品仍具有強勁競爭力，這是其他新興工業國家無法取代的。電子消費品質量提高估計是中國產業升級的一個表現，如果中國制造業相關產業都表現如同電子消費品行業這般優秀，那么外貿出口增速長期保持高增長態勢也許還是可能的。中國有著較好的制造業配套環境，企業產業升級的沖動正在增強，也不缺乏廉價的技術創新人才。只要加以政策引導，中國制造業的升級前景還是很樂觀的。在技術、資本門檻較高的制造業領域，中國制造將會展現出另外一種風貌。可喜的是，盡管在目前通脹加劇、資源價格飆升、出口下滑、外需收縮等多重因素下，宏調經濟面臨著復雜、多變的局面，但國家發改委促進經濟結構調整、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決心不變，眼下醞釀一系列促產業升級的政策。我們急切期待盡早取得實質性進展。

產業升級經歷陣痛在所難免

今年以來，我國東南沿海制造業的生存危機，引起了人們的密切關注。近期中央高層已密集赴東南沿海調研，為廣東、浙江等目前中國最發達地區及其中小企業尋找出路。以數據來說明問題。今年上半年，東莞合同利用外資和實際利用外資出現30年來首次負增長，簽訂投資合同減少了57宗，負增長幅度為13%～14%，1月到5月，全市關停、轉移外資企業共405家，同比上升36.4%。

沿海制造業今天所遭遇的困境，可以認為是中國加入經濟全球化后的一種必然。中國深度參與全球物質和資本交換，企業的生產成本已不可避免會深受世界經濟的影響。石油和其他礦物質價格的快速上漲，提升了企業的原材料和運輸費用；世界糧價上漲抬高了員工的生活費用進而提高了勞動價格；而美元貶值、人民幣升值則又削弱了中國商品的國際競爭力。沿海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生產成本上升，已使以往的勞動和要素價格優勢不復存在。

加入全球經濟大循環后，想長久維持低成本“比較優勢”，并沒有可能。“比較優勢”不是固定不變的東西，日本、韓國和東南亞許多國家在經濟發展之初，都曾經歷過重點發展勞動密集型出口加工產業的階段。當時這些國家有大量廉價勞動力可用，土地、原材料價格也比較便宜，但在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后，陸續都提升了產業層次，擺脫了低成本的“比較優勢”。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隨經濟發展，企業生產成本也在提高，再繼續維持低成本已無相應資源可以支撐。對中國來說，在經過三十年改革開放后，過去那種以低成本取勝的經濟發展模式，差不多快走到了盡頭。別的不說，僅從中國的人口結構看，中國目前已步入老齡化社會，農村可以進城打工的一般勞動力已基本挖掘殆盡，勞動人口與退休人口比例關系的變化，也使中國未來經濟發展必須創新模式。如果中國不從現在開始就抓緊時間推進產業升級、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就難以很好應對即將到來的老齡化社會危機。

不過，產業升級不是說做就能做的。日本、韓國和我國臺灣地區的產業升級，都經歷了比較痛苦的歷程。一些產業的凋零，在一段時間內會使經濟發展減速，也會增加失業率、加劇就業壓力，還會給進一步的社會發展帶來困難。在這種情況下，國家、社會、企業都需要有高度的危機意識和推進產業升級的緊迫感，并協調好彼此的相互連接，以共同為經濟發展模式轉變創造條件和資源。雖然古典經濟學主張要將經濟發展交給市場，但發展經濟學還是認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經濟活動有著本質區別，沒有國家宏觀政策的介入，后發國家要想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就沒有可能。對此，我國的政府、社會和企業，還需早做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