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拉登只是一個人，一個恐怖分子，但他對國際政治的影響，卻絲毫不亞于一個國家。他不但策劃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對美國本土的襲擊，還深刻地改變了自那以后的大國政治版圖。但十年過去了，拉登已經被美軍海豹突擊隊所打死，反恐因素在大國關系的影響也大大下降了，傳統的權力與安全競爭似乎再次成為了大國政治變奏曲中的主音符……

9·11觸動大國格局

十年之前的9·11事件之所以能夠觸動大國格局，是因為它擊中了世界政治的核心--美國。作為一個在一戰、二戰中本土都沒有遭受過打擊的國家，自己最重要的經濟象征(紐約的世貿中心)和軍事象征(五角大樓)同時受到恐怖襲擊并導致嚴重傷亡，這種對美國的打擊既是實體上，更是心理和精神層面的。從物質層面的損失來看，其實9·11事件的影響并不見得有多嚴重，但它打碎了美國安全的神話，打碎了冷戰結束后美國人高昂的自信心。所以，恐怖襲擊發生后美國上下高度一致，把反恐當作第一要務，美國國會參眾兩院也空前一致地批準發動阿富汗戰爭，美國的外交格局陡然改變。

作為世界政治的軸心，美國外交的改變自然要投射到大國格局之中。這主要是通過兩個方面的因素決定的：第一，它影響了對誰是美國的頭號競爭對手或敵人的判斷。在蘇聯解體之后，美國經過最初的勝利喜悅之后，又馬上陷于入誰是自己敵人的困惑之中。北約就是一個既壓制俄羅斯，又控制并防范歐洲的利器。美國似乎在摸索之后一度將矛頭對準了中國，小布什上臺后即提出"協防臺灣"，然后又發生中美軍機相撞事件，兩國關系一下子劍拔弩張。但就此這時，9·11事件發生了，恐怖主義迅速成為美國的頭號敵人，傳統的大國博弈退居其次，中美關系迎來一段相對平穩和友好的時期。

第二，以反恐為第一要務下的美國外交風格，成為影響大國關系的一個重要變量。急匆匆投入到反恐戰爭的小布什政府，采取了人們普遍稱之為單邊主義的外交風格，其典型特征是遇事不像以前那樣和盟友商量，而是自己單獨做主。在行事原則方面，更多地考慮本國而不是盟友的利益。在對外手段上，美國也越來越迷信于武力，希望通過殺死恐怖分子的方式來"實現正義"。在反恐名義下，美國發動了阿富汗戰爭。借著推翻塔利班政權的余威，小布什甚至甩開聯合國顧，又發動了伊拉克戰爭。這種只顧美國利益且行事莽撞的做法受到歐洲盟國的強烈反對，法國、德國還有俄羅斯在伊拉克戰爭問題上形成三國反戰同盟，公開與美國唱對臺戲，美歐之間的裂痕陡然加大了。

拉登之死與美國戰略東移

隨著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的長期化，美國反恐戰略的負面影響逐漸顯現：一是對武力反恐的過度倚重無助于根除恐怖主義產生的根源，美國雖然保證了其本土的安全，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恐怖主義襲擊卻有增無減。二是如前所述的單邊主義做法傷害了傳統的歐美關系，從而對美國的國際戰略形成了掣肘。在最初時反恐的憤怒與激情過去之后，美國應該對這種外交風格進行調整。但是，伊拉克戰爭使得小布什政府在單邊主義道路上漸行漸遠，無法回頭，這種政策調整一直等到奧巴馬上臺才得以進行。與其前任相比，奧巴馬在外交上顯示了更多的多邊主義立場，強調發展與伊斯蘭世界的友好關系，重視與歐洲的傳統伙伴關系。西方內部的裂痕開始得到彌補，其最近最突出的標志就是美歐間在利比亞戰爭上的緊密合作，最終推動了卡扎菲政權的垮臺。

與小布什政府時期相比，反恐在奧巴馬外交與安全戰略中的地位大大下降了。盡管奧巴馬在反恐的名義下結束了伊拉克戰爭、加強了阿富汗戰爭，但這不過是其戰略東移的階段性之舉。對奧巴馬來說，其戰略東移的真正目的在亞太、在中國。奧巴馬意識到，對美國霸權地位的最大威脅不是恐怖主義，也不是阿富汗和伊拉克這些國家，而是實力迅速崛起的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美國國務卿希拉里一改首訪歐洲的習慣，把目標定在東亞，而奧巴馬則成為第一個與東盟國家首腦舉行峰會的美國總統。正是在美國"重返亞洲"的姿態之下，南海形勢變得空前的復雜和敏感，美日同盟也在朝著強化的方向發展，中國的周邊國際環境變得更加微妙，甚至不乏緊張。

正在這個時候，被長期追捕的本·拉登終于被美國海豹突擊隊所打死。有人分析，拉登之死將促進美國的戰略東移。但我們以為，拉登之死實際上是美國決定戰略東移的必然結果，而不是引起戰略東移的原因。奧巴馬為了實現戰略調整，就必須在反恐方面交上說得過去的成績單，以從反恐戰爭中順利"結業"。但在阿富汗戰場形勢短時期內很難有根本改觀、恐怖襲擊更無法避免的情況下，抓住或殺死拉登就成了奧巴馬相對容易到手的"畢業證"。
后
拉登時代的大國變局

在反恐因素影響大大下降的后拉登時代，大國政治競爭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傳統的權力與安全競爭局面。在未來的大國博弈中，我們可能很少會看到拉登及其追隨者的身影，真正能夠影響大國政治是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
第一，美國自身經濟形勢的好壞。美國目前仍然深陷2008年金融危機所引發的經濟蕭條之中，如果這一內政得不到改觀，將從根本上影響美國外交的布局。在國防預算受到控制甚至壓縮的情況下，"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美國將不得不采取戰略收縮政策，對于戰略東移的部署，也可能會有所調整和滯后。同時，由于奧巴馬寄希望于中國的龐大市場來實現自己的"出口倍增計劃"，也不會采取直接、公開與中國對抗的政策，中美關系仍然有可能在短期內保持比較和緩的局面。同時，糟糕的經濟形勢也會迫使美國更多地倚重自己的盟友來發揮國際作用，西方內部關系可能會在此背景下有進一步的增進與改善。

第二，中俄兩國的內外變化。中俄兩國一直被西方視為最為重要的戰略競爭對手，這兩個國家或處于恢復或處于迅速發展之中，其內政外交都帶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從而影響到西方對這兩個國家的戰略判斷。換言之，誰發展得最快，勢頭最為咄咄逼人，誰就最有可能被西方當成首要戰略競爭對手。目前，這一角色似乎落在了中國身上。在接下來的一兩年時間里，中俄兩國都會迎來領導人的更新換代，其內外政策或都將面臨調整。特別是對俄羅斯而言，到底是由自由主義色彩相對濃厚一點的梅德韋杰夫續任總統，還是由以強硬示人的普京"回爐"重任總統，可能會對西方如何判斷與定位與俄羅斯的關系起到關鍵性的影響，從而影響整個大國格局的變動。

第三，大國競爭舞臺的消長。在全球政治經濟各種舞臺上，大國之間既開展合作，也在相互競爭。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經濟體系中，西方由于普遍陷入經濟危機，為了尋求中國等新興國家的合作，不得不給與它們在這些組織中以更多的發言權和決策權。但在政治競爭舞臺上，由于中東民主浪潮的出現，以民主、人權、自由代言人自居的西方則獲得了更多的主動。最近的一個例子是利比亞，由于西方支持的反對派掌握了政權，未來的利比亞至少會在戰略與政治上向西方靠攏，從而影響到大國政治的微妙平衡。這種西方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分別有進有退的局面，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可能還會保持。

展望未來的大國博弈，中國無疑承擔著很大的戰略壓力，但也仍然存在戰略作為的空間。美國仍然深陷經濟危機，加上其戰略東移的步驟主要是著眼長遠，目前對中國不會有明顯的對抗性動作。中國應該利用這一戰略間隙鞏固與周邊的關系，在國內事務全面推進改革開放，解決好臺獨、疆獨和藏獨問題，盡最大可能地減少美國今后進行戰略干涉的國內和周邊"漏洞"，也就能在未來的戰略競爭中占得先機。最后，雖然反恐在美國外交與安全戰略中的地位下降了，但恐怖主義確實仍然是中美之間的共同敵人。具有伊斯蘭極端原教旨主義的恐怖主義分子不但試圖為拉登復仇，最近在中國新疆也制造了一系列的恐怖事件。兩國如果能把這一共同利益轉化為觀念共識，最終轉化外交政策中的共同行動，還是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增進中美間的戰略互信與合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