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華網發表評論，稱中國經濟破7絕對不被允許。而此前，林毅夫亦在卸任世行后，回國鼓吹中國仍然有20年大約8%的高速增長期。

最近幾年，中國發展速度放緩，引起了廣泛猜測，中國未來到底能否保持高速增長？中國經濟的高速時代是否徹底終結？

其實，中國不可能永遠高速增長。高速神話即將落幕。

中國改革開放30年，保持大約平均10%的年增長率。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種制度紅利，是國家從壟斷走向市場開放大幅度降低制度成本的必然。而這種飛躍，只有在國家的重大變革的轉型期才出現。

從近現代以來大國崛起的軌跡來說，一個國家的飛躍期，不可能無限長久。全球歷史上，能夠如中國一樣保持30年左右高速增長的非常罕見。

美國從內戰結束后的1880年代到20世紀初期的崛起，以及二戰后到60年代的所謂黃金時代，兩次持續繁榮期，均不過二三十年。而英法等國只出現過一次，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大約是30年左右。

同樣，中國的高速發展，也不可能永遠持續。目前，中國GDP增幅連續三年跌破10%，或可為未來的先兆，即：中國從飛速發展的高原期，逐步進入平原期。

全球最著名的未來研究機構羅馬俱樂部在《增長的極限》一書中，曾經提出一個關于增長的疑問，從人口、農業生產、自然資源、工業生產和環境污染幾個方面闡述了人類發展過程中，尤其是產業革命以來經濟增長模式給地球和人類自身帶來的毀滅性災難。它向人類發出嚴重警告：世界正步入短缺時代；有限的資源正消耗殆盡；環境污染正趨于嚴重；人口增長與自然資源、生態環境的相互作用已開始威脅人類的文明與生存。可行的辦法是停止人口和工業投資增長，以達到"零增長"的全球性均衡。

而事實上，國家的增長，正如一個行業的增長，是有周期的，從高速發展的飛躍期，到平穩發展的穩定期，乃至接近"零增長"的長期徘徊期，直到發生大的社會變革，開始另外一個高速發展期。

全球歷史上，100年內發生兩次高速發展的先例，唯有日本與德國，非常少見。日本從明治維新到20世紀初近30年，從60年代到80年代的二十余年，兩次的飛躍其實也是一種制度紅利，也就是依靠社會經濟變革。前一次是明治維新，后一次是在美國主導下掃除封建殘余的二次現代化。德國的兩次飛躍，從本質上說，亦是拜制度紅利所賜。

就目前而言，中國正在從改革開放后的第一個高速期向平穩期過渡，可以預見未來的中國發展速度，不可以永遠高速，而一旦中國步入平原期，要在強國的競爭中勝出，必須另辟蹊徑。提高發展質量，成為中國未來國家戰略的重要根基。

同時，中國的崛起，還面臨著大國爭雄的挑戰。在去年的全球碳排放排名中，中國名列第一，遠遠超過其它國家，而在世界前六名中，金磚四國全部入選。未來10年，不僅中國的經濟總量要超過美國，印度和巴西，也預計將在某天超過美國，而在去年，中國的資源消耗已經世界第一，中國的崛起，不僅要與發達國家爭奪生存空間，更要與金磚國家爭奪生存空間。如果中國不改變目前的發展模式，則中國超越美國之時，即是世界毀滅之日。

由此，中國的崛起，乃至中國未來加冕世界之王，急需創新發展模式。

此外，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以四大犧牲為基石，即環境的犧牲，資源的犧牲，社會公平的犧牲，未來發展的犧牲。所謂"帶血的GDP"，絕非虛言。近年來，毒大米，毒奶粉，地溝油等，危害千家萬戶，而環境破壞帶來的自然災害，更是比比皆是，甚至北京最近接連兩年被迷霧鎖城，一度有人提議遷都以避鋒芒。

國家飛速發展的內在驅力，一為全面深刻的社會經濟變革，中國的高速發展，就是典型的革命性的社會變革所致；一為技術革新或者新興產業勃興。如英國當年的崛起，就是拜工業革命所賜，美國最近20年的亞高速發展，就是得宜于計算機為代表的新技術，新能源產業的興起。

中國目前的第一次社會變革的動力基本釋放完畢，如果不能完成新的重大社會變革，則將神話不再。未來將是漫長的增長緩慢期，甚至是嚴重的停滯，如90年代以后的日本。而新技術和新產業的興起，更多與全球大環境相關，中國在此方面希望不大。

中國未來的希望，在于繼續深化變革，從社會結構，權力運作模式，經濟結構，文化等領域，進行廣泛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