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屆中國民營企業投資與發展論壇
2003-09-23 16:21:56
《中華工商時報》
| 民企老大難問題急需求新解 公平競爭環境內部治理模式融資路徑不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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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照片：由本報和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中國企業投資協會共同主辦的首屆中國民營企業投資與發展論壇20日在北京舉行。圖為本報社長石國雄在會上致辭。 本報記者張居生攝 |
| 2003-9-22 3:09:04 □本報記者王佳航王義偉 |
| 日前，在本報與中國企業投資協會、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聯合舉辦的首屆“光華中國民營企業投資與發展論壇”上，各界人士就民企怎樣抓住歷史機遇、民企怎樣加強內部治理、民企怎樣解決融資問題等話題展開了激烈的討論，為民企未來發展獻計獻策。 轉軌經濟中政府力量仍強大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張維迎教授表示，市場經濟中決定企業進入與退出的是效率和競爭，計劃經濟中決定企業進入與退出的是行政手段，目前的轉軌經濟中，政府力量仍然強大。 首先，企業的資產規模越大，退出的可能性越小。這說明，生存能力與規模有關，“肥胖”的企業生存的可能性越大。 其次，企業的年齡越老，退出的可能性越大。企業年齡與企業生存發展之間有年輪效應和生存效應兩種說法。年輪效應是指年齡越老的企業比起后來的企業來說，技術趨于落后，生存能力差。生存效應是說，企業年齡越老，經驗越多，生存能力越強。顯然，這些企業中，起主導作用的是年輪效應。 第三，凈資產負債率越高，企業越容易退出。資產負債率高，企業抗風險能力就差，市場波動、價格波動對其影響就很大，企業經營就困難。 第四，效率越高的企業，越容易生存。 第五，研發人員比例越高的企業越不容易退出。 第六，出口企業比非出口企業更不容易退出。面向國際市場的企業比面向國內市場的企業更容易活下來。 最后，企業控制權的差異對企業生存退出有十分顯著的影響。按照隸屬關系，受調查企業中，有的企業有主管單位，有的是民營企業。調查顯示，國有企業更不容易退出，外資企業容易退出，港澳臺企業更容易退出。國家所有制對企業的生存有明顯的保護作用。如果把資產的力量決定企業命運與政府的力量決定企業的命運做個對比，可以發現預算約束的軟化隨行政級別而上升。越是隸屬中央的企業預算越軟，而私人企業預算最硬，虧了只能死亡，沒人管它。而且，在政府所有制企業中，行政隸屬關系越高，凈資產負債率對企業的影響越不明顯，這與民營企業是相反的。這說明政府的力量仍然非常強大，國有企業仍然在政府保護傘下。不過，調查也顯示，國家所有制對企業的保護作用是隨著時間推移而下降的，企業效率越來越成為決定企業生存的重要因素。 設立“就業特區” 全國政協常委、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透露，他已經向政協提交了建議，倡議設立“就業特區”這個倡議得到一些地方政府官員和很多民營企業家的支持。 劉永好說，“就業特區”是相對于“經濟特區”而言的，當前最大的問題是就業問題，應該考慮設立“就業特區”，至少可以選擇幾個地方作為試點。現在農民種糧的很少，一部分到離土不離鄉到鄉鎮企業工作，一部分要到外地務工，還有一億多沒有充分就業，而城市里面也有很多下崗職工，尤其是一些資源枯竭型城市，就業形勢更為嚴峻。選擇中西部一些城市設立以“滿足就業”、“充分就業”為目標的特區，國家給予一定鼓勵、優惠政策，例如稅收傾斜等，形成到西部去投資、發展的氛圍，是多贏政策。 劉永好表示，就業特區可以節省外出務工人員的生活成本，滿足他們就近工作的愿望，同時也能解決外來務工人員太多造成的很多社會問題。此外，對于企業來說，到就業特區去建工廠，土地便宜，水電煤等資源便宜，勞動力便宜近一半，有國家稅收政策支持，同時有政治鼓勵，能把企業家的社會責任感與市場利益統一在一起。 劉永好說，改革開放初期，國家在沿海設立了很多經濟特區，這項政策取得了成功。但20年過去，當時的沿海特區的優勢已經逐步平均化、弱化了。由于中西部勞動力價格低，現在沿海地區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已經出現自發向內地遷移的傾向。例如廣東佛山的陶瓷工廠現在很多到四川去扎堆兒了。設立“就業特區”是由政府出面對這種自發的遷移動向進行引導。而且，這不是簡單的遷移，而是解決人口密集地區的就業問題，投資帶動經濟發展，生產率提高了，能夠解決更多人就業。 劉永好認為，設立“就業特區”，一方面可以實現沿海反哺內地，先富反哺落后，工業反哺農業，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吸引海外投資，目前越南等地的勞動力價格也很低廉，中國如何取勝，應該考慮把投資引向內地勞動力價格更低的地方。 民企融資難如何化解 民企融資難是個老問題，但是老問題總也不能解決，為什么？ 北京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曹鳳岐教授表示，民企發展很快，但是資金問題一直是制約民企發展的瓶頸，應該加緊對民企融資體制改革。 融資體制應該怎樣改革？曹鳳岐認為應該從四個方面入手。首先是建立民企融資投資的信用保證體系。例如，要建立全國性的企業征信制度，企業信息透明，需要貸款時，銀行一查就可以看到信用記錄。第二，要建立完善的擔保體系。目前，擔保主要是企業之間互保，這存在很大弊端，一些企業擔保風險很大，出了問題甚至就被拖垮。這方面應該借鑒國外先進經驗，中國的擔保機構現在很不完善，政府出資的，出資額度很低，短時間就用完了，商業保險也不能滿足中小企業的要求。第三，建立起真正的企業評估體系。第四，建立起企業自己的信用，企業信譽是企業的生命線。 對此，民營企業家們則結合企業實踐，聲情并茂地指出，信用是企業獲得資金的關鍵。 正泰集團副總陳建克說，8月20日，正泰剛剛獲得了四家國有銀行的貸款，為什么呢？就是因為正泰有信用。 內蒙古蒙牛乳業集團董事長牛根生說，信譽就是資金，就是品牌，就是市場，要是沒有信用，蒙牛就什么都沒有了。是企業家的信譽和企業的信譽贏得了蒙牛的高速成長，也為蒙牛吸引了摩根斯坦利的貸款。 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說，信用體系的建設對民企猶為重要。民企做起來很難，并不象外界那樣看起來都是大款，多少普通的民企沒有過星期六、星期日。但是如果民企過了信用關，過了產品暢銷關，就能獲得資金支持了。 道豐國際董事、總部經濟集團董事長許為平則表示，民企自身信用非常重要，不過，更重要的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商業銀行必須徹底改變。 零點研究集團董事長、哈佛大學M PA袁岳則闡述了一個相當獨到的觀點，要發展與目前的民企發展階段相匹配的精細化金融系統。 袁岳認為，信用的形成一定是長期交易價格及以原來已經投入的商務價值空間為基礎，并有一套相對健全的風險防范體系。高信用企業必須具備這樣三個條件：種植信用、分散風險、系統的發展。大部分民企目前的確屬于低信用企業。但是對于金融服務系統來說，服務對象永遠是對的，不能因為民營企業信用低而不給民企提供服務，關鍵在于為信用低的民企提供服務時如何控制風險。 袁岳說，民企融資難在于現階段的民企與金融系統不匹配。民企越來越精明，信用卻很差，與其配套的應該是精細化的金融服務系統，能夠通過制度規范民企行為。民企在面對金融服務系統時，應該是民企相對粗放。 如何發展精細化金融系統？袁岳認為，精細化金融系統的發展渠道不是來自于政府的一些規范性文件和自律性守則，而是政府的開放規則。只有民營銀行數量增加才能改變現有金融系統的服務理念。目前民營銀行數量太少，所以民生銀行這樣的民營銀行并不能真正為民企提供服務，而是服務方面在向老銀行看齊，遠不能令人滿意。 袁岳說，目前，高信用企業獲得的成長機會遠高于處于低信用階段的企業。政府不應該把精力放在替高信用企業身上，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的作用是拾遺補缺，政府的公共政策應該選擇扶持低信用企業。 家族制還將存在一段時間 家族制在一定的時間內仍然是民營企業的主要管理模式，但是，隨著企業的發展和外部環境的改善，制度化、開放式的管理將被重視并加以實踐。 海星集團董事長榮海認為，目前的民營企業，內部治理是多種力量在起作用，這其中包括制度力量、親友關系、金錢的力量、企業領袖的個人魅力，但是總體而言，人治的比例仍然大于制度的比例。至于今后的發展趨勢，他認為，制度的力量肯定會上升，另外，職業經理人階層的發展及其準確的定位，也將降低企業的管理成本，民營企業發展的趨勢是成為公眾公司，其本身的規范一定會向西方的民企看齊。 方太廚俱董事長茅理翔認為，民營企業在現階段否定家族制是不可能的，原因主要有：職業經理人還不成熟、法律不完善、信用體系尚未建成、市場經濟發展只有10多年絕大多數企業不可能建立完善的現代企業制度、即使是美國也會出現安然事件，因此，現在的民營企業要探索一種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家族制管理模式。雖然認為家族制不能否定，但是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茅理翔依然在1999年就提出要淡化家族色彩，在其根據這一想法重組公司的治理結構時，也遭到了來自家族內部的強大阻力。 德力西集團董事長胡成中則認為，現階段民營企業在內部治理方面追求的，應該是家族化的企業、制度化的管理。他認為民企必須健全、完善治理結構，不斷地追求合適的制度。胡成中尤其強調“合適”這個詞，因為企業在發展，制度也應該發展，這就好像身體長得很快的孩子每年需要換一套衣服一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