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內地著名西夏學專家、寧夏社會科學院名譽院長李范文教授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他將和港澳及內地有關專家、教授聯名向國家主席胡錦濤、總理溫家寶報告，希望國家能在中國西部的寧夏銀川市設立博弈館（即賭城），借此推動西部的發展，縮小東西差距。在賭博橫行的今天，如何有效遏制賭博犯罪、資金外流和社會治安等問題，突然變得尖銳起來。但是，這一切都來源于改革廣度和深度的問題：如果擺脫傳統意識形態的束縛，完全以市場經濟的模式來處理和貫徹社會事務，解決很多類似賭博這樣的問題就會簡單許多……

市場失靈：飲鴆止渴的合法化后患無窮

     如今對賭博泛濫危害性的認識早已超越社會道德層面，而進入它對正常的社會經濟秩序破壞的思考和討論。專家們擔心，資本外逃的增大，不僅削弱了政府的稅收及向部分國有資產征稅的能力，使得國家在付出高額的機會成本借貸外資的同時，還得面對巨額國內資金流出并悄然消失在國外的現實，而且還會對國內宏觀金融市場形成沖擊。通過賭博渠道的資金源源不斷地流向境外，已成為蠶食中國國民經濟正常發展的黑洞。

如果說一些國際賭博集團當初瞄準的目標是那些海外富有的華人群體時，現在逐漸興起的中國大陸也一直為境外賭博市場所覬覦，“中國越來越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市場”。拉斯維加斯一個賭博集團的經營者赤裸裸地表達其對這個大市場的渴望。拉斯維加斯Harrah賭場的亞洲區行銷經理比爾•朱說：“亞洲人是賭場惟一成長的客源，而中國內地是亞洲惟一擁有大量現金的人群。香港地區市場已經枯竭，臺灣地區市場也已衰落，日本不必再提，泰國已成歷史。”……如同其他行業一樣，中國市場已經成為國際賭博集團爭奪的“利潤高低”，然而，與其他行業不同的是，賭博帶來的只是赤裸裸的利潤剝奪，而沒有任何技術的引進，也不會給國內帶來任何的經濟收入。

的確，我國每年至少有6000億元賭資外流，而2004年我國實際吸收外商投資約606億美元。也就是說，我國各級政府花大力氣招商引來的投資實際上“還不如”外流出去的賭資。這樣的“逆差”也的確讓人難以接受。但是，解決賭博資金“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根本辦法還是應該在國內加強賭博危害教育、嚴禁官員攜公款到境外賭博，以及設法控制其他非公職人員到境外賭博等措施上下工夫，而不是讓賭博這種惡俗在國內合法化，更不能讓賭博的“僵尸”借助西部開發的旗號在一些貧困地區“還魂”。否則，何異于飲鴆止渴？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設立了賭城是否能夠真正剎住公務員的賭博之風也是一種“賭博”行為。我們注意到，近年來，中央三令五申禁止公務員賭博，且各地出臺的有關禁賭的法規不少，可官賭依然呈上升之勢。何況，時下官企難分，既使賭城實行企業化管理，誰又能保證當地官員屆時不熱衷于此？這種發展中出現的反腐幼稚病，更不可掉以輕心。經濟的快速發展，必先要有充裕的物質作基礎，在生產力進步上做文章，以科技成果轉化為推動力。若寄希望于以賭博來拉動相關產業的發展，促進經濟繁榮，甚至成為促進經濟增長的催化劑，是對經濟發展規律的短視、漠視和誤讀。且從長遠來看，不利于樹立科學發展觀，并將阻礙經濟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它即使能暫時聚集社會部分閑散資金，收到一點經濟效益，也是以破壞社會文明、健康、進步為代價。更何況，設賭城與社會所著力弘揚的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相悖，鼓勵的是人們不勞而獲的投機心理，導致社會道德滑坡，動搖理想信念，并由此衍生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影響社會的穩定，于國于民都禍害無窮。

 制度介入：歷來都是禁止和打擊而不是讓它“創造價值”

我們注意到，李教授特別強調，“一旦在西部設立賭城，國家須立即制定相關法律，既保障博弈正常營業，亦嚴禁內地干部、國家公務人員、學生等賭博”。如此自相矛盾的邏輯更讓人不可理喻。為“推動西部發展”而設立賭城，便需要另行“制定相關法律”來專門制止內地干部、國家公務人員和學生的賭博行為，姑且不論明顯違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憲政原則，更重要的是顯然不符合我國法律制度建設的歷程。雖然，賭博惡俗在我國是一個根深蒂固的“歷史現象”，但由于賭博活動的高風險性與高危害性，再加上賭博本身不創造任何社會價值，而且還助長游手好閑等不良風氣，并直接導致違法犯罪增多。所以我國自古以來就有禁賭之立法以置于政府的管制之下。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想方設法禁止和打擊賭博，而不是讓它“創造價值”。

早在春秋時期就有防止農閑季節賭博的禁令。在當時“君子不博”（即不賭博）已經是儒家大力倡導的一種美德，孔子曾對此有專門的闡發。春秋時期魏國李悝著《法經》，即將賭博列為法律明令禁止的對象，首開以法禁賭的先河。至漢代，法律規定：“博戲犯令，則充徒役”，即以賭博犯法者，則發充苦役。可見當時禁令執行之嚴。唐、宋時期，法律對賭博的禁令更加明確而嚴格。《唐律疏議》載：“諸博戲賭財物者，不滿五疋，各杖一百，贓多者各準《盜法》加罪，其停止主人（即容留博戲之房主）各如之。”宋初對博戲之禁則完全沿用了《唐律》，其后又附加了“諸博戲賭財物并停止、出九和合者（即出莊資者），各令（示）從五日”的條款。元代法律仍嚴禁賭博，民間賭博者施以杖刑，或加以流放；官員賭博者則革職、永不敘用。明代法律規定：“凡賭博財物者，不分首從皆杖八十，攤場錢物入官，其開張賭房之人同罪”；職官賭博加凡人一等，并一律革職。清初，制定《大清律》，則完全沿用明律。康熙、雍正兩朝又以《律例》的形式，進一步嚴密禁賭之法，以遏制盛行的賭風。即使是在中華民國時期，也有非常嚴格的禁止賭博的法律。我國現行的法律和條例更是嚴厲打擊和禁止賭博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二條就嚴厲禁止“賭博或者為賭博提供條件的”行為，規定：有上述行為的，“處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單處或者并處三千元以下罰款；或者依照規定實行勞動教養；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零三條也明確規定“以營利為目的，聚眾賭博、開設賭場或者以賭博為業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罰金”。

而且，即便是在國外，賭博也并不都是合法的。世界各國也都深知賭博之害，皆對賭博以法治之。即使是在美國這樣的一個國家，由于各州都有自己的立法權，各個州對于賭博的態度都不一樣，比如加里福尼亞州和內華達州相鄰，內華達州賭博合法，而加州則禁止賭博。不過，盡管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對于賭博是否合法的看法和規定并不一致，但是，有一點卻是一致的，那就是，它們的發達和繁榮靠的是科技、勤勞和智慧，而不是賭博。

由此可見，李專家提出在銀川設賭城的建議，盡管理由冠冕堂皇，但實際上不僅有違社會公德和歷史潮流，而且違反國家有關法律條例規定。因而，從法律制度上來說，“博弈城”的設立無路可走。

禁賭之路：還需以市場經濟的模式加以開拓

無論是持續地嚴厲打擊還是更為壓力的法律監管無疑都是必要的，但是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這種現象，便可以得知，我們沒有足夠多的博彩產品滿足需求，說明我國存在著巨大的博彩產品市場。如何以市場經濟的模式來處理賭博問題才是關鍵。

消費經濟學告訴我們，人們的需求是多層次的，按照馬斯洛的需求層次依次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這是一個從物質需求上升到精神需求的過程。隨著需求層次的上升，人們對精神產品、對無形產品的需求隨之加大 ，第三產業為此提供著主要的消費品。我國第三產業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在于，一是提供的產品不能滿足消費者豐富多彩的需求，二是沒有很好地利用開發新產品引導需求、替代需求，以至于在這個市場上出現結構性失衡。賭博，便是滿足這類需求的直截了當的而且是廉價的產品。而合法的供給短缺，則導致賭博依然猖獗。有需求就有供給。盡管為了滿足社會客觀存在的投機心理和風險偏好，我們已經提供了股票市場、體育彩票、福利彩票。但為什么賭博非法活動依然猖獗？原因在于合法的供給相對于現實需求而言是短缺的。一般來說，當正式制度供給不足時，非正式制度就會生成。同樣的道理，當合法空間有限時，非法渠道就會產生。股票市場的投機性有限，且要求參與者具有一定的資金積累和知識積累，所以進入門檻高，幾乎不存在娛樂性。特別是在當前股市低迷不振的背景下，股票市場相對于賭博市場更缺乏吸引力。而體育彩票和福利彩票盡管滿足了娛樂性需求，但投機性受到一定程度的約束，同時其冒險性也有限。正因為如此，賭博活動由于其高賠率、多花樣、低進入門檻（操作簡單），完全可以做到短平快，從而迎合了人們的娛樂性、投機性、冒險性需求，成為天生的投機項目。當然，它在許多國家屬予以嚴禁的非法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