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高速發展，一方面，轉移了大部分農村的剩余勞動力，為城市的發展做出了極大的貢獻；而另一方面，城鄉的二元對立加重，如游離于城鄉之間的農民工變成了兩棲動物，在農村留下的只是留守兒童、婦女以及老人，形成了農村"空心化"，加速了農村的衰落；此外，一部分人因為勤勞致富在城市站穩了腳跟，卻造成轉移性的貧困突出，就是在農村不是貧困，轉移到城鎮后變成了貧困。造成轉移性貧困的主要原因是住在城鎮里的農民得不到國民待遇。城鎮定居的農村居民，在沒有取得市民身份前，承受著經濟和心理的雙重壓力，一方面不能享受市民的工資、就業條件，教育、社保、住房等福利。另一方面，他還要省吃儉用，供養在農村的配偶子女和父母，并把掙的錢拿到農村蓋注定會空置的房屋。目前，巨大的城鄉差距進一步的拉大，并沒有出現縮小的拐點，破除城鄉要素流動的體制障礙迫在眉睫。改革開放以前，實行生產要素"剪刀差"的辦法，扶持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造成了城鄉二元化的發展，目前依舊沒有得到改善，不解決城鄉二元經濟的對立，依舊是束縛我國經濟發展的障礙之一。農村和農民收入嚴重落后于城市和市民，中國經濟存在五大不平衡，首先就是城鄉收入消費差別大，到"十二五"末期，中國的城市化率超過了50%，若只依靠城市的50%來擴大內需，實現五年翻番，促進經濟發展的轉型，也只能是一個口號。中國是時候下定決心破除城鄉二元經濟的體制性障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