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在保障政府投入，加強非經營性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推進投融資體制改革，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同等對待各類投資主體，利用特許經營、投資補助、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吸引民間資本參與經營性項目建設與運營，促進改善城市基礎設施薄弱環節。

加強城市基礎設施薄弱環節的建設，既能拉動有效投資和消費，又能增強城市綜合承載能力、提高新型城鎮化質量，同時可以紓緩產能過剩的壓力，無疑將成為"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的重要抓手。但目前急需解決的問題是"錢從哪來"。

投資主體的多元化、投融資渠道的市場化，是情勢所迫，更是大勢所趨。

經過多年發展，我國民間投資總量比重穩步提高、投資結構逐步優化，尤其在目前經濟發展承壓的環境下作用尤為重要，更令人對其接棒新一輪投資主角充滿期待。剛剛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降至20.1%的10年來最低水平，而同期民間投資則實現了23.4%的增幅，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提高到63.7%，對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引導民資進入城市基礎設施領域，解決的不只是資金來源問題，更會以其產權相對清晰、獨立承擔投資風險的優勢，給壟斷性較強的市政建設領域引入競爭機制，并產生"鯰魚效應"，從而提高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經營的質量和效率。

從法律法規層面看來，目前放松民間資本準入已經沒有太多禁區。但在實際執行中，民間資本要想自如地進入某些行業和領域，還或多或少存在"不能進、不敢進"的窘境。

不能進，是因為有道"玻璃門"--看似毫無障礙，但規則、標準和條件不夠明確，"不得其門而入"；不敢進，則是因為有道"彈簧門"--缺少合理的投資回報機制，即使進入也無法獲得合理收益，最后還是給"彈出來"。

目前各地市政建設領域市場化程度普遍偏低，也有一些特殊原因。比如基礎設施的公共產品或準公共產品屬性強，政府主導投資可以減少資本的逐利性對公共性的擠壓，實施對公共物品價格的管控；比如市政管網等領域存在自然壟斷性，重復競爭會造成無效投資；再比如市政項目資金初始投入大、持續時間長、投資回報慢，單個民企多無力承擔。

但這些問題并非無解。從國際經驗看，城市基礎設施的投資大多經歷了從政府主導到私人投資再到公私合作的過程，其間已經總結出不少可資借鑒也很成熟的投融資模式，如發行股票、特許權經營、經營權轉讓、資產證券化等。

事實上，這些年我國城市在這方面探索已有不少成功的先例。比如不少城市在污水處理、垃圾處理項目中采取了社會資本競爭進入、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方式，已經成為民資參與度高、多方共贏的范例；北京地鐵4號線的投資采取通行的PPP模式，在對項目公益性和營利性進行量化的基礎上，廣泛吸引社會資本參與營利性部分，提高了資金使用效率和項目管理水平，確保了市政項目的持續性和公益性。

所謂"玻璃門"和"彈簧門"，說到底是一道利益關。眼下最關鍵、最緊迫的是要厘清政府和市場的邊界，給民營資本的進入設計出明確的可操作的具體路徑，建立起合理的可持續回報機制，將"同等對待各類投資主體"的原則落到實處。

在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經營性領域，政府尤其應把"錯裝的手"拿開，把盈利空間讓渡給更有活力的社會資本。政府的精力要更多地放在維持市場機制有效運行、維護社會公眾利益方面，如建立投資、補貼與價格的協同機制，為資本獲得合理回報創造條件；如通過對企業提供經濟利益補償、給予適當特許權利、控制關鍵服務的價格審核權等手段，保證基礎設施的公共性。

市政地下管網、污水處理、地鐵輕軌等六大城市基礎設施重點任務的建設，將至少拉動數萬億元投資，進而激發出新型城鎮化建設這一"最大內需潛力"；而以此為契機進行投融資體制改革，則為更大范圍、更大規模的市場化攻堅打下基礎，從而釋放出巨大的改革紅利。這正是推動社會資本進入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重要意義所在。